2022年7月24日，上海市黄浦区建国东路68街坊、67街坊（东块）“旧改”生效，黄浦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收官，这也标志着历经三十年的上海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全面完成。

“旧里拆改”贯穿了许多上海人几十年来的生活，它将这座城市的陈旧面貌粉碎，再飞快地更新重组。我第一次与律师周楠见面时，她所属的律所对面的征收地块还被铁皮包围。大半年后我们再见，相同位置上一栋巍峨大厦正拔地而起。

(资料图片)

“成片旧改”落幕一年，但对经历动迁的居民来说，它的影响并不会随着老房子的消失而停止。周楠告诉我，签订补偿协议并不全然意味着拿到丰厚的补偿、去开启美好新生活，不少人面临的是长达几年的经济纠纷，以及亲人间无法弥合的久远隔阂。她的一位委托客户的老屋就在律所对面，“现在房子全都推平了，但（他们家里人）还在打官司，钱还分不清”。

征收和因它而来的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的补偿款，某种程度上承载了几代上海人的过去和未来。而像周楠这样，以动迁款分割纠纷为主营业务的律师，既是上海旧貌新颜极速更迭的见证者，也是无数个普通家庭因此争斗不休的调停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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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90后”律师周楠眼中，动迁款内部分割案件数“爆炸式”增长发生在2020年。这一年，她正式成为律师，进入曾实习过的律师事务所工作，所里四十多人，一半都埋头于相关案件，“天天都在搞动迁，搞得真是头晕”。

周楠供职的律所作为上海黄浦区住房保障局的法律顾问之一，与黄浦区第三房屋征收事务所对接，每天都需要有律师在动迁基地值班，而最日常的值班工作，就是接受居民咨询。

周楠律师站在一处即将被拆除的弄堂内。

第一次走进值班室时，周楠就为里面的环境所震惊，“烟雾缭绕的”。执业前，她对律师的印象是“高端”“精英”“做公司上市业务”，其大多源自学生时代追过的电视剧《何以笙箫默》。但处理动迁业务的律师工作的氛围，颠覆了她的全部职业想象。

这个来自云南小城的女孩，既难以适应“很社会”的旧改经办人，也听不明白本地人的上海口音。但仅仅三年过去，她已经表现得游刃有余，不只能从当事人混乱的叙述里快速切中案件症结，也基本能听懂带有各式情绪的上海话。

周楠将这样的转变，归结于大量案例的积累：“大概是2018年黄浦区动迁开始启动，起步阶段每个基地都不熟悉，拆得也比较慢，做一个基地要半年到一年。案子基数大、居民基数大，打官司的人就多。”

2023年5月，雷敬祺律师在律所接待室查看资料， 为下一个约见客户的会面做准备。

沪上知名律所的合伙人雷敬祺对动迁纠纷案件的井喷，有着更为具象的认识：“单是去年黄浦区法院接受的案件号就排到了三万八千多件，我估计至少一半以上，将近两万件是属于‘旧改’利益分配的案件。”

近几年，雷敬祺逐渐将业务重心转移到“旧改”征收领域。2020年至2021年的高峰期，他常一天连轴接待四五批客户，单次咨询就要占去一到两个小时，遇上复杂案件，甚至会耗掉一整个上午，“确实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”。

相较于后辈周楠，执业十七年的雷敬祺接触动迁纠纷的时间要更早。2011年是他记忆里的一个重要节点，“在那以前，动迁主体是开发商，矛盾焦点存在于被拆迁人跟开发商之间，律师参与能争取到的利益空间比较大。那段时间的补偿力度也可能较大，老百姓心中就有一个感觉，拆迁（催生）暴发户。2011年以后，拆迁变为政府统一征收，施行阳光政策，补偿标准统一，每笔钱的一分一厘都和你说得很清楚”。从那之后，雷敬祺接手的案件，“普遍变为居民内部的争斗”。

按照现行规定，一个地块二轮征询的签约比例达到85%以上，征收协议即可生效。但针对动辄数百万的补偿款，动迁组不会裁定分配份额，都需居民内部进行协商，纠纷也自此而生。周楠工作的律所曾驻守的某动迁基地，涉及拆迁的共有两三千户，其中为了动迁款闹上法庭的约有一两百户，“每个基地的（纠纷产生）比率不一定，但也蛮多的，毕竟有那么多个基地”。

“旧改”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。在上海，征收的房屋涉及公房和私房。公房确权时要辨明承租人和同住人，而私房大致分为售后公房、老私房和商品房，其征收利益的归属主体是产权人，但因为复杂的历史沿革，前两类房产的产权人认定在现实中同样困难重重。

雷敬祺代理过一起虹口区的案件，要拆迁的老私房只有一张形成于1951年土改时期、“写有老祖宗名字”的土地使用证，“老祖宗有四个子女，房子是其中一个子女的下一代建的，签订征收协议后，这个人也去世了。之后有其他家族成员提出，土地证是老祖宗的，补偿款应该作为遗产进行分配”。这套房产的征收补偿款近一千万元，涉及相关继承人及户籍在册人员将近三十人，仅追加主体就花费了法院大量精力，接下来还要厘清房屋加建、遗产继承等多个复杂问题。

虽然所有执业律师都能承揽动迁纠纷业务，但雷敬祺和周楠认为，只有专攻这一类案件的律师，才能摸清流程中的各项隐秘环节。比如动迁款分割的矛盾，以周楠的经验来看，最好在承租人签署结算单、钱款发放之前解决，“谈不拢就要尽快找律师帮你做保全”。但律师在申请保全时，又会遭遇新问题，“以常人的理解，我跟你打官司做保全，肯定是要冻结你名下的钱款。但动迁案不一样，要冻结的钱在动迁组，还没到你口袋里边”。

在黄浦区法院立案时，周楠常遇到同行弄错保全主体的情况，这类错误造成了不必要的时间浪费，而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最后实际利益的分配。

“如果钱发下去了，你很可能会面临打赢官司，但拿不出来钱的尴尬问题。”周楠说起自己经手的几个案例，公房的承租人大多年迈，补偿款到手后就直接转给子女或其他亲属，“法院判下来你是有份的，但后面去申请执行时，一个老人，名下没有任何房产、资金，你怎么执行？执行不到钱的！”

“我这就算享受过福利分房吗？”六十岁的阿君一把将房产证拍在桌上，气冲冲地嚷起来。这个穿着一条印花连衣裙，妆容精致、气质出众的女人难以相信——早年父亲留下、自己出钱认购的公房，居然会影响到二十年后婆家的动迁款分配。

夏日高温天的周末，商厦物业关闭了空调，会议室里只有一台风扇送来短暂清凉。阿君摇着扇子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坐在对面的律师韩迎春不紧不慢地向她解释，按照上海“94方案”（即《关于出售公有住房的暂行办法》）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公房并办理产证，也算享受过国家福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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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户籍在册”“（成年后）户口最后一次迁入后居住满一年”“他处未享受过福利性质分房”——按照公房“同住人”资格认定需要同时具备的三个条件，阿君被“一票否决”了。眼见妻子争夺份额无望，一旁的丈夫阿丰连忙递上自己为房屋缴纳水电煤费用的凭证，借此证明自己曾在这间十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居住过，应享有动迁补偿款的分配权。

即将和亲哥一家对簿公堂，阿丰的焦虑显而易见，他反复描述自己同学夫妻的败诉案例，又拿着一个模糊的地址，催促韩迎春去调查哥哥家也可能享受过的福利房：“他们在那分了房的呀，你没查到吗，不能去房产交易中心调材料吗？”

“你不要说，你听我说。他们的情况不一定就是告诉你的那样。”面对情绪激动的客户，韩迎春的态度颇为强势。与我之前见过的周楠与雷敬祺不同，57岁的韩迎春身上有着满溢的热情，接待客户时说话率直，中气十足。

“我们开通了很多先河性的案例。”第一次见面时，韩迎春自信地向我展示自己的过往成绩，说起承办案例的细节也是信手拈来。在“旧改”征收的圈子里，她算是小有名气，熟人多称她一声“韩姐”。因为过手的案子多，新委托人来了，问清情况，“只要他说的属实”，“韩姐”就能对最终的分配情况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。

韩迎春律师正在和合作伙伴谢骞一道讨论一起动迁案件。

在韩迎春看来，影响一桩动迁共有纠纷判决结果的关键因素主要有三个：法律上的明文规定、已经形成条文或内部共识的裁判口径，以及主审法官的裁判意向。时间不同，法院做出的判决也不尽相同，“同一个案子在进行过程中，走到半道，咔嚓，口径变了”。只有积累颇深、嗅觉敏感的征收律师，才能及时发觉司法裁判口径的调整，把握法官微妙的态度转变。

她对自己办理过的一起案件印象深刻，“祖上留下来的房子，表哥跟表妹两个人的户口在里面，都没实际住过。早年申请变更承租人时，表妹同意表哥做了承租人”。按现有规定，表妹不符合同住人条件，四百余万元赔偿款都应归属韩迎春的当事人。但在开庭前，法官致电韩迎春，问她能否“做做当事人工作”，适当让渡部分利益。

“法官有自由裁量权，他的法律视角更广阔，是站在更高层级的公平正义的角度来权衡案件。你虽然变更成了承租人，但是经过对方同意的，而且你也享受过福利分房。”韩迎春理解到了这点，几次劝说当事人主动分给表妹50万元，以避免更大的损失风险，但对方却不为所动。

最终判决时，这笔赔偿款被一分为二，韩迎春的当事人只拿到了其中一半。对于这样的结果，“好胜”的韩迎春却不认为自己败了：“我已经明确嗅到了案件的意向，用我的专业提醒你，但你不肯听。”

“专业”是韩迎春放在嘴边的口头禅。而“调材料”，是她和搭档谢骞律师共同认定的、体现律师专业性的核心技能。比如，能否调到对手方或其他权利人的福利分房的证据，往往影响着案件判决的走向。

“没做过这个的律师，根本不知道去哪儿调！有人认为是单位分的房子，就去单位调，结果单位都消失好多年了。”多年工作下来，韩迎春攒了不少经验：大量的材料会存在物业；其中，大型事业单位有自己的物业管理体系，资料一般存放在专门的档案室；小型企业多归并在房管局下属的物业；而涉及重大市政工程建设的项目，会把材料归并到档案馆。

即便身经百战、经验颇丰，调查取证工作对老练的“韩姐”来说，也不是想象中的轻松。说起之前办理的一个“知青回沪”的案例，韩迎春用“翻江倒海”“穷尽所有”来形容自己调取户口资料的过程。

但完成这样的艰难任务，也能给经办律师带来足够的成就感。谢骞和我分享了一个为独居老人争夺赔偿款的案例。在调查陷入僵局时，他们通过对老人女儿的工作单位旧家属院的物业套话，锁定了房屋的具体地址，连夜向法院申请开具调查令，最后顺利拿到对方享受福利分房的证据。“有时候，我们都跟‘特务’一样。”谢骞笑着打趣道。

在动迁利益纠纷中，律师的角色不可或缺，他们与当事人关系亲近，知晓对方的诸多秘辛，但很多时候又是彻底的“局外人”。

时隔几个月后，我与周楠第三次见面，而前一天，她在律所接待了一位平常只在微信上联络的老客户。从案件委托最开始，这个客户就向周楠隐瞒了自己的福利分房，现在对方律师突然调到了证据。本来可以争取到的一半赔偿款，很可能化为乌有，“他着急了，来商量对策”。

说起这桩变故，周楠的语气没有太大波澜。刚工作时，她习惯把自己代入当事人的角色，努力为对方争取利益，碰到欺骗和不信任也觉得伤心。现在案子看得多了，她也有了些新觉悟：“客户可能一直都不会跟你说实话，人肯定是挑对自己有利的说。到了法庭上他都不说实话，为什么会跟你律师说？”

如何看待自己与当事人的关系，是青年律师要面对的重要一课。刚执业时，雷敬祺代理过小个体户的拆迁维权类案件，接到当事人电话就第一时间赶到纠纷现场，“会碰到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，比如说来一帮穿黑衣服的，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份，直接就把房子推倒了。这是比较吓人的，像拍电视剧一样”。

辗转过几个知名律所，成为一名资深律师后，雷敬祺已经很清楚自己的身份立场：“律师本质上是做事后救济，不是在事中或事前参与到这个案件的纠纷中，去代入角色、投入你的大量感情。你不是当事人的亲戚，也不是他的保镖和打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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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10月，上海出台《上海市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》（市政府71号令），确立了两次征询机制，严格要求同一基地征收政策前后一致、公开公正。自此，“房屋拆迁”变为“房屋征收”。

韩迎春律师解释说，该细则出台后，房屋征收时在册户籍人员不再作为单独补贴对象，除非该户被认定为居住困难，“房屋征收对该户的补偿主要看房屋面积，不再针对户口。由原来的‘数人头’变成‘数砖头’”。

不过，年纪更轻的周楠哪怕能平和面对来自客户的欺瞒，却还是难以把自己从案情的漩涡中完全抽离。在争抢赔偿款的纠纷中，她常会震惊于亲人间的相互算计：“很多案子是子女告父母，或者父母告子女。就我们有的人会想，父母过世后钱不都是你的吗，为什么这个时候还出来争？”

在巨大的利益面前，逝者的尊严也变得不那么重要。周楠手头有个共有、继承纠纷案，年迈的承租人在诉讼流程中过世，一双子女继续争夺赔偿款，“双方矛盾很激化了，后面就不给老人火化”。老人的女儿是周楠的当事人，希望她能帮忙从中协调，“这个事情没法解决，那边拦着不给火化，谁也没办法”。

还有的案件有着“无间道”一般的曲折剧情——一家四兄妹，其中一位抢先带走了身为承租人的老人，剩下的两人以替长辈去世的侄女争夺份额为由，将这人告上了法庭。

“他们就说自己的份额都给侄女，还来我们律所写了各种承诺书，一致对抗把老人抢走的那个人。”周楠记得很清楚，承租人去世后，几人却态度突变：“估计是私下（和被告）联系了，就反水说，我们的份额自己拿，不给侄女了。”

这件事情让周楠意识到，在巨大的金钱利益面前，亲情也会变得脆弱。但她也逐渐能理解这种异变，“在我老家，房子没有这么值钱，普通家庭如果因为这个有矛盾，可能想着是一家人就算了。但上海这边（动迁的）钱太多了，几百万，普通人一辈子能挣多少钱？”和同事聊起这些案子时，周楠也曾半开玩笑地探讨过亲情到底价值几何，“大概就是10万到20万，多了还是不愿意给的”。

成百上千个家庭被撕扯开的巨大裂隙，也吓退了很多年轻从业者，韩迎春之前的助理刚过实习期就辞了职，转头去房地产公司做了法务。

“但人心就是这样。”韩迎春倚在办公椅的靠背上，语气平静。不久前刚离开接待室的女士告诉韩迎春，自己的双亲去世后，留下的公房变更“知青回沪”的姐姐为承租人，并由她一家人居住使用。这位女士在配偶家享受了福利分房，但儿子的户口一直挂在这套父母的公房里。现在，姐姐要拿走全部的征收补偿款，她想通过诉讼为儿子争到份额。

“你儿子户口虽然在里面，但他成年后没有居住，是空挂户口，又享受过福利分房。”听到这番解释，女士哽咽起来，讲起自己从前对姐姐的帮助，睁着泪眼抱怨：我帮了她们家多少，太不讲情面了。韩迎春只得出言安慰：“钱财乃身外之物。”

这样的故事在韩迎春的眼里并不稀奇，她见过更离奇的兄弟阋墙和父子纷争，还曾碰到租户向房东索要大额动迁赔偿款的乌龙剧情。“现在很多人都这样。有巨大的利益都觉得我怎么不能得一块肉、分一杯羹？完全不考虑法律。”这位战绩颇丰的女律师眼神依旧淡然：“奇怪吗？不奇怪，人心使然。”

站在顺昌路上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旧址二楼向外远眺， 高楼大厦与老房子交错远去。

聚焦“旧改”征收事务的六年来，韩迎春实地探访过不少老房子，那里恶劣的居住环境，让这个从河南商丘来到上海打拼了近二十年的女性感到震惊。

“上海居然会有这样的房子？不可思议。”在一间约莫十平米的老屋里，她顺着“像华山一样陡”的楼梯爬上了阁楼，最高处只有1.6米，人在里面得猫腰低头。阁楼的窗玻璃碎了一块，只糊了张纸补上，“雨天哗啦哗啦漏，夏天又晒得要死”。

去年上海解封后，周楠曾跟随经办人去梦花街一户居民家中做家庭内部协议，看到相邻的多户人家门上都留有因确诊感染新冠安装的门磁，“那种老房子里，很容易一个人阳了，大家就都阳了”。

梦花街上的弄堂，一个窄小门洞里往往藏着十几户人家，住户们共享厨房和卫生间，有人用的还是手提马桶。为改善这里居民的生存环境，近些年，政府部门投入不少——修缮房屋、改造公共厨房和加装马桶的小型工程始终没停过，但受现实环境制约，效果实在有限。用一名黄浦区公务员的话来说：“旧改”是这里的唯一出路。

作为“旧改”环节中的重要一环，律师韩迎春也有着救人于水火的使命感。“他指望这间屋子（的赔偿款）改善生活，如果他确实有赢的可能，我们必须竭尽全力，否则律师是干嘛的？”韩迎春激动地说起自己和谢骞“当特务”的那次调查，他们最终排除了承租老人的女儿一家三口的同住人地位，五百六十多万元的房屋动迁款全归老人所有。

因早年作风问题，女儿女婿对老人多有怨怼，几乎断绝来往，“但这间老屋子是他唯一的生存的地方，连个洗衣机都没有。他女儿家有一套别墅，还有其他房子”。虽被老人的女儿当庭咒骂“缺德”，韩迎春也并不为此撼动：“她有她的理由，但‘旧改’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当事人的居住权，特别是老人家。”

接到判决书的当事人老泪纵横，韩迎春见了也有些动容：“一些孤苦的无依的人，我们帮他拿到钱，就等于他后半生有着落了。”在这些时刻，她能被“成就感”包裹起来，“心里可踏实了”，她又自信地拍着胸膛向外宣告：“我没做过缺德事。”

在某处动迁基地，周楠为前来咨询居民解释征收补偿方案。

被搅进赔偿款的争抢纠纷中不得脱身，时间久了，周楠也明白，“律师可能看到的是比较黑暗的一面”，但她也因此见识到了关于上海的更多切面。

上海人的维权和法治意识让她印象深刻。来律所之前，很多客户会先行研究杂志、报纸和电视台节目里的典型案例。某次，一位客户带来一本厚厚的笔记本，里面是从不同报纸上剪下的动迁纠纷案例报道，“他还跟我分析这个案子怎么这么判”。

日常接待时，有的爷叔也会和周楠讲起自己“上山下乡”的青年岁月，那些历史卷轴上积灰的往事、城市繁华水面下沉睡的礁石，便就此娓娓如生地在她眼前铺陈开来。

逐渐融入这座城市的过程中，周楠也能看到自己成长的痕迹。初来律所时，她习惯低头面对客户，老板总提点她要表现得更自信点。害怕客户嫌自己年纪轻、资历浅，她就刻意装扮老成，暑热天也套着沉闷的黑色西装。

但现在，碰到质疑她资历的委托人，周楠会选择“怼回去”。她的心态放得更平，不总纠结于自己能否留住客户。“都是缘分，你找我，我就给你好好做，你不找我拉倒，这是你的损失。”她俏皮地自信说道。

随着成片旧里改造落下帷幕，中心城区零星二级以下旧里、小梁薄板等不成套旧住房及城中村等“两旧一村”改造将成为上海城市更新的重点。但三位律师一致判断，与近几年的案件高峰期相比，未来涉及动迁款分配纠纷的案件数量将逐渐下滑。

“我们开玩笑说以后要失业了。”和同事聊天时，周楠偶尔也会担心今后自己的职业发展：“我一毕业就做动迁，这种是我做的最熟练的案子，以后没有了，我做什么呢？”但也没多少时间让她抒发感慨，新案子很快又来了。

永年路上，一户居民正在搬家。

周楠代理的案件绝大多数归属黄浦区，这里被称为上海的“心脏、窗口和名片”。过去十年，仅黄浦区就完成了居民旧改征收近十万户。最后一次见面时，周楠带我漫步在这里的老城厢。暴雨刚肆虐而过，天气依旧阴沉，窄长安静的弄堂在鳞次栉比的楼厦间延伸，最终消融在宽阔的马路边沿。随处可见的“旧改基地，注意安全”的黄色警示牌、被水泥封死的门窗，时刻提醒着我们——不远的某天，眼前的老房子将被彻底拆除。

这些天周楠养成了一个新习惯，在上下班的路上，她总要掏出手机给律所周围的老房子留影。“原来没什么感觉，现在就觉得，这些老房子见一次少一次。”她抬手，又一次按住快门，记录下这些无声的灰败建筑，记录下这座超级城市与她的生活、事业以及情感，曾亲切交汇的那一部分。

摄影 小毛

采访、撰文 万潇

编辑 杨雨池

图片后期 Nin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