围绕着数据中心，向上下游延伸产业链，贵州有自己的“算盘”。从一开始的“东数西存”，到新赛道“东数西算”，到新场景“东数西训”，乃至最后实现“东数西营”，贵州大数据发展路径明确、目标清晰。

成都智算中心上线、兰州新算力产业示范中心启动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算力中心落地……进入5月，西部地区动作频频。这些动作，无一不是指向“东数西算”。

探索对算力有刚性需求的应用场景，打造新算力产业链，培育数据、算力、算法和资源协同的产业生态，对于西部地区来说，“东数西算”实在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。踏上了“东数西算”这条新赛道，面对其他兄弟省份的“你追我赶”，这一次，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，贵州能否再度脱颖而出？

5月26日，因受疫情影响，2022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改为线上举行，但外界对贵州大数据的关注并没有减弱。“东数西算”，贵州为什么值得期待？

“首位产业”背后的算力支点

阿基米德说，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。

根据《中国算力发展指数白皮书》，每1元的算力投入，可以带动3—4元的经济产出。那么，算力会不会成为撬动数据变现的一个支点？

在贵安新区，这已然成为现实。

电影《长津湖》，意外带火了此前籍籍无名的贵安超算中心。这部大片将近一半的特效渲染技术，都是由贵安超算中心提供的。尽管投入运营仅一年多，营收才800多万元，但贵安超算中心的设备平均使用率已经达到80%以上，算力每秒1.34亿亿次，居西部第三。

这个“西部第三”，正是贵州布下的“先手棋”。当初，在组织项目论证时，曾因个别专家反对，认为在贵州建设超算中心将会是一个“亏本买卖”，导致项目整整搁置了两年。2019年，在贵州省科技厅、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、贵安新区三家共建单位的推动下，项目才得以重启。

贵安新区科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邓周灰说，作为贵安超算中心的运营方，该公司以市场化方式，从根本上保障了贵安超算中心的稳定运行。目前，贵安超算中心拿下一个3000万元的影视特效订单，并和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健康研究所、华大基因等机构建立合作，为数字文化产业、抗震模拟演算、医学影像、天文科学等领域提供高性能计算支撑。

贵安超算中心扮演的，是一个探路者的角色。如今，在贵安新区这个大数据实践场上，更为外界所关注的，是一些算力“关键力量”的加码。

从选址建设，到产业布局、项目招商，贵阳大数据科创城只用了很短的时间，能让人感受得到，贵州在“闯新路”上的迫切感。按照规划，到今年年底，贵阳大数据科创城将聚集400家大数据企业，实现营收30亿元。

随着华为全球云总部的正式落户，贵州实现了软服百亿企业“零突破”，华为在贵安新区开建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，承载华为云大数据、云渲染、云手机等业务。未来，数据中心预计服务器规模超过100万台，将覆盖全球2万公里、服务170个国家。

在“关键力量”的持续撬动下，“云服务”成为贵州大数据新的增长极。贵州明确提出要加快打造云服务“首位产业”，到2025年，云服务产业规模将达700亿元以上。

贵州大数据发展迎来历史拐点

“这么多年，我们一直坚守初心，走到现在是一种必然，也是贵州抢先机的一个结果。”在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景亚萍看来，贵州大数据发展已经进入了“厚积薄发”和“必然爆发”的阶段。她看到的，是“东数西算”给贵州带来的发展拐点。

回到2014年，谁又能想到，偏居西南一隅的贵州，竟然有勇气与站在时代前沿的“大数据”牵手。那一年，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，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还有700多万人。贫困人口多、产业基础弱、科技人才乏，注定了贵州的大数据发展之路，从一开始就备受质疑。

景亚萍坦言：贵在坚守。

在一片质疑声中，贵州一直在默默“囤数”。截至目前，贵阳贵安在建及投入运行数据中心23个，仅贵安新区就聚集了电信、联通、移动等7个超大型数据中心。预计到2025年，贵安新区将成为世界一流数据中心集聚区，服务器承载量可达400万台。

即便如此，在外界看来，这些年，贵州也仅仅是“中国机房”而已。因为，“沉睡的数据”并没有为贵州换来“滚滚的财富”。贵州虽然建设了一堆数据中心和机房，却只是停留在大数据发展的产业链底端。

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、研究员盘和林表示，贵州的数据中心建设早已走在了全国前列，不过，之前体现更多的是数据的存储功能。

但景亚萍认为，“没有数，哪有算？没有过去8年打下的基础，贵州大数据发展怎么可能迎来新赛道？”

贵州是全球超大型数据中心集聚最多的地区之一，特别适合做冷数据和温数据。一方面，在“东数西算”背景下，贵州的气候和电力优势将进一步凸显，大数据企业在降低能耗和用电成本上有了更好的选择，贵州将继续“筑巢引凤”，让大数据产业聚木成林。另一方面，在数据中心和算力枢纽建设上的超前谋划，意味着贵州在“东数西算”中，比其他西部兄弟省份有了“捷足先登”的更大可能。

对此，身为贵州大数据发展推动者和亲历者的景亚萍，颇为笃定。用她的话说，“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”。

政策的红利显而易见。据测算，“东数西算”将有力带动产业上下游投资，预计每年将拉动4000亿元人民币投资。而据《2020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报告》显示，计算力指数平均每提高1个百分点，数字经济和GDP将分别增长3.3‰和1.8‰。“东数西算”工程的全面启动，将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，并为西部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良好契机。

一切都显得那么“水到渠成”。2017年，建成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，2019年成为国家根服务器镜像节点和国家顶级域名节点，2020年建成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。这就相当于为贵州“东数西算”打通了“数动脉”。相比其他地区，贵州确实独占优势。况且，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主要聚集南方，只有贵州枢纽在秦岭淮河以南，又是国家批复的南方唯一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。

经过多年努力，贵州已经具备全面承接全国算力服务和建设的条件,并形成了以数据中心为核心的上下游产业链。所以，加快推进“东数西算”工程，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，贵州平添了一份“舍我其谁”的豪气。

“东数西算”带来新机遇新挑战

快速射电暴是一种无线电波大暴发，持续时间只有几毫秒，却能够释放出相当于太阳在一整天内释放的能量。对于这个宇宙深处“神秘信号”的起源，科学家们有很多理论推测。

不久前，借助之江实验室的超级计算能力，“中国天眼”（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）的科学家得以创新性地探索宇宙的“时间前沿”无人区，揭示了重复快速射电暴处在类似超新星遗迹的复杂环境中，并在国际知名期刊《科学》发表了研究成果。

在看到媒体报道后，贵州省直部门一位领导立即转发到所在的工作群，他由衷感叹：“‘东数西算’尚在推进，‘西数东算’已经来了！”

正如这位领导所担忧的一样，东西部的算力鸿沟，确实不容忽视。

“客观而言，西部地区无论是算力的规模还是增速都不占优。从算力规模看，北京、广东、上海位居前三；从算力增速看，浙江、广东、江苏等东部省份领先。”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、新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朱克力直言，西部地区的算力窘境，主要是由专业人员匮乏和技术瓶颈有待破解两方面原因造成的。

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的遭遇，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朱克力的分析。

2015年，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挂牌运营。彼时，堪称全国乃至全球第一家的贵阳大数据交易所，被赋予战略级的定位，承担着以大数据交易驱动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的重任。贵州希望通过清洗、脱敏、分析、建模等技术手段，让数据和算力能像淘宝商品一样上架售卖，这在当时，无疑有着相当的前瞻性。时任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执行总裁王叁寿甚至对外放言，未来3—5年，日交易额将会达到100亿元。

然而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几年下来，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的业务几乎停滞，难以为继。究其原因，固然与国家宏观政策息息相关，却也暴露出贵阳在人才和技术上的软肋。

这也意味着，贵州在探索大数据发展时，不可能一帆风顺。受制于人才、技术和产业基础，在进入大数据探索深水区时，贵州出现比较吃力的现象实属正常。外界观察到，近年来，由于主要领导更替，有着“中国数谷”美名的贵阳，在纵深探索大数据发展时，似乎也曾有过短暂的犹豫。有意思的是，在省级层面，贵州始终一如既往地表态：坚定不移地推进大数据发展战略行动。

从“贵州发展大数据确实有道理”，到被赋予“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”的重任，悄然间，大数据已经成为贵州后发赶超的一面旗帜。在“十四五”的开局之年，时任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马宁宇调任贵阳市市长，有着风向标的意义。

朱克力认为，创新需要容错试错的土壤，“东数西算”工程的全面启动，总体来说，对贵州是机遇大于挑战。

数字经济时代的贵州“闯者”

“数据只有流通起来，才能产生价值。”贵州省数据流通交易服务中副主任潘伟杰说，针对数据市场需求旺盛而供给不足的现状，如今，经重组优化后，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再度启动运营，希望能探索出一条数据资产化、资源化和资本化的新路径。

最常见的应用场景，莫过于为企业画像。银行在审批贷款时，通常要对企业的经营及信用等情况有所了解，这时候，通过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购买相应的数据及算力，就能很便捷地拿到企业画像，从而为决策提供参考意见。

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在这其中，充当了一个撮合者的角色。自去年10月份以来，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已经聚集了203家数据商，累计完成交易55笔，交易额3885.79万元，今年将实现营收破亿的“小目标”。

围绕着数据中心，向上下游延伸产业链，贵州有自己的“算盘”。从一开始的“东数西存”，到新赛道“东数西算”，到新场景“东数西训”，乃至最后实现“东数西营”，在景亚萍的描述中，贵州大数据发展路径明确、目标清晰。

未来，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或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。

景亚萍透露，借“东数西算”的东风，贵州将加快拓展与成渝、粤港澳、长三角等地大数据中心集群的算力资源输送通道，积极承接东部地区后台加工、离线分析、存储备份等算力密集型业务需求，探索算力资源“原地、飞地”的服务模式，打造具有贵州特色的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。

为此，贵州提出了“新三线”建设的构想。

20世纪60年代初，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，为改善国内工业布局和经济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。在“新三线”建设中，贵州基于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希望从国家安全战略考虑，为新时期欠发达地区创新发展大数据寻求新突破、探索新路径。

只是，“闯者”贵州需要的是先行先试。

“数字经济发展中面临一系列改革创新，往往存在一头鼓励改革创新、一头又‘系绳上锁’的现状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贵州省科技厅一级巡视员林浩说，“东数西算”工程全面启动后，各地呈现出蜂拥而上的状况，亟须国家层面合理统筹管理，破除当前数字经济领域“九龙治水”局面。“要系统梳理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改革事项，列出‘正面清单’，允许容新试错和包容创新，通过在创新区先行先试，探索形成国家经验。”

朱克力表示，“东数西算”将加速相关产业有序向西部转移，形成供需同频共振，借数字化转型东风弥合东西部经济差距，这将为贵州的大数据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动能。

在“东数西算”推进过程中，盘和林则建议贵州要尊重市场规律，创造吸引外部企业的制度性条件，以市场竞争来推动算力发展，让企业将贵州算力推销到东部。